印度将开展种姓普查 或揭开 “最隐秘伤疤”
发布时间：2025-08-05 11:34:51来源：
近日，印度内政部的一则消息掀起轩然大波：印度计划在 2027 年 3 月前完成新一轮全国人口普查，并同步进行种姓普查。这一决定犹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众多学者指出，除了选举等短期考量，种姓普查背后隐藏着诸多复杂因素，而这一举措，极有可能揭开印度社会那道百年来 “最隐秘的伤疤”。
种姓制度在印度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数千年前，是一种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社会体系，与印度教、婆罗门教紧密相连。在这一森严的等级制度下，社会被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主要等级，此外还有处于最底层、备受歧视的 “不可接触者”。婆罗门作为第一种姓，掌管宗教文化权利，享有崇高地位；刹帝利为武士阶层，掌握行政军权；吠舍从事农、牧、工、商等职业，是社会生产主体，但多数人缺乏政治权利；首陀罗则从事各种低贱职业，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尽管 1947 年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的法律地位被正式废除，各类种姓分类与歧视也被判定为非法，然而其影响却如幽灵般，至今仍深深扎根于印度社会的各个角落。
据了解，印度上一次成功进行种姓普查，还要回溯到 1931 年的英印统治时期。自那之后，近百年来种姓数据仿佛成了印度社会 “不可说的秘密”。1951 年印度独立后，为避免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政府毅然叫停种姓普查。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哈尔邦、特伦甘纳邦和卡纳塔克邦等邦纷纷开展各自的种姓调查，期望借此指导福利计划和保留政策的制定。此次印度政府决定重启全国性种姓普查，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
从政治层面来看，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在 2024 年大选中虽赢得连任，可席位大幅下滑，且未能实现单独多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在北方邦、比哈尔邦等其他落后阶层（OBC）人口密集地区表现欠佳，在传统中低种姓群体中的支持率显著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大党牵头的在野党联盟 “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提出 “人口占多少，权利给多少” 的动员口号，收获了大量中下种姓的支持。这种基于规模的平权诉求，对印人党标榜的 “发展优先” 叙事构成了严重挑战，也促使印人党不得不重新审视并严肃对待中下种姓群体对于代表性与资源分配的强烈要求。此次莫迪政府决定开展种姓普查，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这一政治变局的直接回应。
同时，各邦在种姓议题上的积极行动也给中央政府带来了压力。以比哈尔邦为例，早在 2023 年，该邦就完成了邦内种姓排查，数据显示 OBC 和处境更为艰难的 “极端落后种姓”（EBC）合计人口占比高达 63%，远超出全印配额的 27%。此后，马哈拉施特拉邦、奥里萨邦、泰米尔纳德邦等也纷纷表达开展地方种姓普查、争取扩大相应配额的意愿。在这样的形势下，若印人党和中央政府继续按兵不动，不统一开展种姓普查，极有可能因缺乏最新数据而丧失政策主导权，致使种姓政治的议程控制力被地方碎片化势力瓜分。因此，印人党选择主动 “抢占议题”，试图通过领导种姓普查来强化莫迪政府 “亲下层” 的形象，利用普查数据制定更多针对中低种姓的福利方案，以此巩固自身支持率。
此外，印度宪法规定，全国议会席位划分冻结至 2026 年，此后必须依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重新分配。这意味着，未来十年各邦议席数量、政党权力结构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都将受到影响。人口数据中是否包含 “种姓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未来十年资源分配的逻辑。印人党希望借此控制数据主动权，避免出现打破 50% 配额上限的激进改革，同时将种姓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挂钩，削弱在野党单纯基于规模的种姓动员。
不过，种姓普查这一决定也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首先，一旦全国级别的种姓数据公布，很可能引发全印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与对立情绪。此前，由于缺乏权威的全国种姓数据，不同种姓群体在争取自身权利时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而数据公布后，实际人口少于预期的种姓群体可能会强烈反对，规模庞大却依旧落后的群体则会迫切要求政府进一步增加配额与福利，这种 “高种姓剥夺感” 或 “低种姓配额扩张恐慌”，极有可能引发法律诉讼、街头政治、集会抗议，甚至流血冲突。例如，若 OBC 人口确实超过 50%，但当前中央配额制度仍为 27%，那么在政治层面必然会引发 “规模与福利适配” 的浪潮，这或许会迫使莫迪政府对最高法院判例提出的 “50% 配额上限” 进行修宪或做出替代安排。
其次，数据质量与权威性也是一大难题。2011 年印度进行社会经济与种姓普查（SECC）时，大量自创种姓名称及信息重复问题导致 460 万条记录无法校正，最终官方未能正式发布结果。尽管本轮普查宣称将采用 AI 去重和数字化工具，但能否成功避免类似质量问题，目前仍充满不确定性。种姓名称存在地域差异、自创自报名目繁杂、自报职业数据质量偏差等诸多问题，如果算法与人工校正能力不足，不仅会严重打击莫迪政府的公信力，也将使后续政策实施变得异常艰难。
再者，普查数据还有可能冲击印度经济运行。在选票压力下，公开的种姓数据可能促使各级政府在私营部门设置 “软性配额”。在高等教育、上市公司、公务员招考、政府采购等事务中，可能会出现更多 “社会代表性审核” 条款，这将对印度当前以 “市场效率” 为主导的企业招聘与人力资源模式构成挑战。例如，国大党已公开提议推动私营企业实施种姓配额制度，这无疑会增加企业合规与人力成本，进一步加剧市场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在印度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爬坡阶段，这类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不容小觑。
印度社会现存 4000 余种亚种姓，且身份认定具有流动性，跨种姓通婚率不足 5%，后代身份界定模糊。加之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人试图通过迁移、教育或职业变更摆脱种姓标签，这都使得种姓统计的复杂性超乎想象。比哈尔邦此前的种姓普查就凸显了操作难度，27 万名普查员耗费一年时间才完成 1.3 亿人的数据收集，即便如此，婆罗门群体中仍有 17% 拒绝申报种姓。
印度《今日印度》此前报道指出，种姓普查很可能引发各个群体为争夺最大 “特留权” 而导致新的社会动荡。1990 年，印度时任总理辛格因推出照顾印度弱势种姓的 “曼达尔方案”，引发全国性辩论以及种姓间的冲突与混乱，最终导致其下台。2024 年 5 月，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梅泰族因多次向政府要求 “表列部落” 地位，遭到其他表列部落反对，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造成至少 54 名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最后不得不依靠军队强力介入才平息骚乱。此次种姓普查结果会引发何种连锁反应，目前尚未可知，印人党如何应对普查后的争议与混乱，将成为决定这一举措成败的关键。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峰表示，种姓普查政策犹如一把 “双刃剑”，既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公平的催化剂，也可能沦为加剧社会分裂的导火索。特别是在当前政治环境下，这种操作可能会将政治异化和党派纷争演变为 “配额竞价”，成为政治操弄的新 “选票杠杆”。如何在实施种姓统计过程中谨慎权衡各方利益，在数据与民主、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是对莫迪政府的重大考验。否则，种姓普查可能从 “社会公平的测量仪” 异化为 “国家撕裂的催化剂”，让种姓这一缠绕印度数千年的沉重话题，在现代印度投下更为漫长的阴影。
此次印度重启种姓普查，无疑是一次大胆且充满挑战的尝试，其结果不仅将深刻影响印度未来的政治版图、社会公平走向，还将对印度的大政方针和经济前景产生深远影响。而印度能否借此机会，妥善处理种姓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全球都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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